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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闽台关系
信息来源: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一、宋元以前的闽台关系

    在中国古代文献里,台湾被称为“蓬莱”,“贷舆”、“员峤”、“瀛洲”、“岛夷”、“夷州”、“琉求”等。

    进入青铜时代,闽台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据考古发现,“商代前期,以闽侯昙石山遗址上层、福清东张中层的为代表,此外,浙南的瑞山、闽侯的庄边山、闽东的福安城山、寿宁武曲、闽南厦门灌口,以及台南的高雄凤鼻山上层贝丘和桃仔园贝、台中的大肚乡营埔、南投县埔里镇大马璘都有这类遗存的分布。它们都属于一种以几何形印纹硬陶和彩陶共存为特征的文化遗存,自然,几何形印纹陶的发展脉络也大体趋于一致”。

    春秋至秦汉时期,大陆东南沿海居住着土著民族——“百越”,史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居住在福建境内的越人称“闽越",其最重要的文化标志是以蛇为图腾和断发文身。虽然台湾海峡阻碍了闽台之间的交往,但由于闽越族是一个善于舟楫的民族,所以仍有不少闽越人跨越台湾海峡,迁徙到台湾岛,成为台湾高山族的祖先。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楚威王兴兵伐之。大败越",“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连横在《台湾通史》中也指出:“或日楚灭越,越之子孙迁于闽,流落海上或居澎湖。”他们给福建、台湾等地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对闽台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于台湾高山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仁智互见,我们认为他们是不同时期,从不同地方漂流或迁徙人台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支是春秋至汉代时期从福建迁徙人台的闽越族,这一点从高山族自古以来一直保留着断发文身的习俗和蛇图腾可以反映出来。《隋书·东夷传》载:“琉球国(指台湾)居海岛之中……妇人以墨鲸手,为虫蛇之文。“清代郁永河在《裨海纪游》中说到他在台湾亲眼目睹高山族“胸背文以雕青,为鸟翼网罗虎豹文”。陈梦林《诸罗县志·番俗考》云:台湾后垅、竹堑诸社的高山族,“发在周围者悉除之,中留圆顶,剪而下垂头蛇"。至近现代,高山族的鲁凯人、排湾人崇蛇习俗随处可见,他们奉百步蛇为祖先,严禁伤害蛇类,并喜欢在宗庙、住屋、器皿、服饰上雕刻或刺上蛇纹图案。

    汉代以前,由于福建偏处东南一隅,远离汉文化的发祥地中原地区,加上境内交通闭塞,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并不密切。秦代和汉初中央政府虽然先后在福建设立闽中郡和闽越国,但均实行“以闽治闽”的方略,汉文化在福建的影响甚微。汉代以后,中原汉文化开始向东南沿海扩展,三国时波及福建。当时孙吴据有江东,曾多次出兵福建,在福建增置建安郡,以及建安、南平、汉兴、建平四县,还在侯官设立典船校尉,在霞浦设立温麻船屯。除了驻扎军队、派遣官吏来治理福建外,许多罪犯也被谪徙到福建造船。还有一些士民避祸闽中,《邵武府志》称:“孙策建检其江左时,邻郡逃亡,或为公私苛乱者,悉投于此(邵武)。因是有长乐、将检二村之名。”孙吴政权治理和开发福建,揭开了汉文化大规模传人福建的序幕。与此同时,孙权为“求取国家的利益,开疆拓土”,“觅取海外之发展,谋求贸易之利”,不顾臣下劝阻,派兵远航,出外探险。《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载:孙权“远规夷洲,以定大事”,“旨在普天一统”。公元2 3 O年,孙权派人“浮海求夷洲"(今台湾),带回土著数千人。东吴远征之举在军事上、经济上元足称道,但在对台关系上却从此打破了海峡两岸隔膜的障壁,是祖国大陆政权经营台湾的开始。

    隋朝时,台湾称为“流求”,或同音异写为“留仇”、“流虬”。《隋书》载:“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今福建北部)东,水行五日而至。"隋炀帝时,福建航海家何蛮认为大陆边海上应有陆地。于是隋炀帝于大业三年(6 O 7年)“令羽骑尉朱宽人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隋炀帝于大业六年(6 1 O年)又派遣武贲郎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周(一作张镇州)“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今广东潮安)泛海,击流求国",“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这些记载说明了台湾人此前与大陆商船曾有不少贸易,才有如此之误,同时也说明了台湾人已有较多物资可供交换,故已形成贸易习惯。据《闽书·方域志》载,陈棱从台湾掳回的数千人口,被就近安置于福清县福庐山。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台湾人定居大陆(福建)沿海的第一次。陈棱被后世奉祀为台湾的“开山祖"。郑成功在台湾还为他修“开山祖”以为纪念。

    唐代,因袭隋代称台湾为“流求"。这时,有一些大陆人士相继到台湾和澎湖去开发。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是唐代诗人施肩吾举族迁居澎湖的故事。施肩吾,浙江分水县人,字东斋,元和年间(8 0 6—8 2 0年)的进士,由于他不愿在宦海浮沉,毅然于8 O 6年率领族人渡海到澎湖定居。他写了一首《题澎湖屿》诗,诗云:“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元乡里。黑皮年少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生动记述了唐代澎湖居民的生活情况。

    唐宣宗大中年间(8 4 7—8 5 9年),陵州(今广西)刺史周遇曾亲自登上台湾岛。唐人刘恂写的《岭表录异》(卷上)中有一段描写周遇在岛上经历的记述:“其国人幺么,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礼,竟将食物求钉铁。新罗客亦半译其语,遣客速过,言此国遇华人漂泛至者,虑有灾祸。”从中可见,此地的土著人个子矮小,仍服麻布,喜求钉铁;大陆人也有因风漂泛到该处的,但似乎没有经常性的贸易往来。

    唐柳宗元任永州司马时作《岭南节度飨军堂记》说:“唐制岭南为五府,府部州以十数,其大小之戎,号令之用,则听于节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厦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焉。”而“岭南节度兼押蕃舶使”。可见,唐时澎湖、台湾属岭南节度使管辖。

    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在位2 9年,实行保境安民和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促进了福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先是,闽疆税重,百货壅滞,审知尽去繁苛,招徕蛮夷商贾,纵其交易”。为了发展对外贸易,王审知还令人开凿了黄崎镇甘棠港(今福建福安黄崎甘棠)。甘棠港的建成,为外国商船人闽提供了方便,也有利于闽船由此发运,驶往台湾。闽国的海上贸易交通较为发达,因而,闽台两地的联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二、宋元时期的闽台关系

    宋代,福建已由移民社会变为定居社会,生齿繁毓,人口剧增。据统计,北宋端拱二年(9 8 9年)福建有4 6 6 8 1 5户,元丰年间(1 07 8—1 0 8 5年)增至1 0 4 3 8 3 9户,嘉定年间(1 20 8--1 2 2 4年)达到1 5 9 9 2 1 5户。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条件下,宋代福建经济

    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不但走出了长期落后的境地,而且奇迹般地在短时间内跻身于全国发达地区的行列,成为东南全盛之邦。诗人张守在《毗陵集》中有诗句云:“忆昔瓯越险远之地,今为东南全盛之邦。”集中地反映了时人对福建经济突飞猛进的赞叹。这一时期,福建的海上交通和对外经济贸易获得空前发展,位居全国乃至世界的前列,有了发达的经济作为后盾,祖国大陆对台湾的了解和交往,福建对台湾的联系,都较以往前进了一大步。

    从现存的文献看,福建汉族人民较大规模迁居台澎是从宋朝开始的。据何乔远《闽书》引宋志云:“彭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人多侨寓其上,苫茅为舍,推年大者长之,不畜妻女,耕渔为业,雅宜放牧,魁然巨羊,散食山谷问,各貉耳为记。有争讼者,取决于晋江县。府外贸易岁数十艘,为泉外府。其人人夜不敢举火,以为近琉球,恐其望烟而来作犯。王忠文为守时,请添屯永宁寨水军守御。”何乔远虽没有注明宋志的全称,但应该是南宋淳祐年间刘颖修、戴溪纂的《清源志》,该书共七卷,至明朝时还存在,后佚。

    《宋史·艺文志》、《直斋书录题解》、《文献通考·经籍考》、《文渊阁书目》等书均有收录。从宋淳禧的《清源志》可以看出,至少在南宋时福建人民已定居澎湖岛上,他们在那里搭盖房屋,进行农耕和捕鱼业,以及畜养山羊,“散食山谷间”,如果彼此发生争执,到晋江县衙门审决,同时,泉州的商船经常到那里进行贸易。

    此外,我们从福建闽南的族谱和台湾的考古发现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如德化县浔中乡宝美村的《德化使星坊南市族谱》序言云:苏氏一族于南宋绍兴年间,“分支仙游南门、兴化涵江、泉州晋江、同安、南安塔口、永春、尤溪、台湾,散居各处”。乾隆三十七年(1 7 7 2年)曾任台湾海防同知的朱景英在《海东札记》中说:“台地多用宋钱,如太平、元福、天禧、至道等年号钱,钱质小薄,千钱贯之,长不盈尺,重不逾二斤。相传初辟时,土中有掘出千百瓮者。”宋钱的“太平”即宋哲宗太平兴国年号,“天禧”为宋真宗年号,“至道”为宋太宗年号。有关资料中提到的宋代物品,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也得到印证、。台湾大学考古系黄土强教授多次到澎湖进行实地考查,发现大量的宋代瓷片和宋代铜钱。他说:“迄今所发现的历史时期遗址有姑婆、后寮、中屯a、通梁b、安宅、布袋港等七处。以上七个遗址,除了在中屯a的公路两侧发现大量可能属于明清时代的青花瓷片,以及在通梁的海边采集到早晚混杂的陶瓷片外,可以说皆属宋元时期的遗址。遗物以陶瓷为大宗,大多为不上釉或施少量釉的瓮罐,以及器形特殊的高瓶等。高瓶出土的数量最多,其底部略细,肩部稍粗,修腹,小颈,环口,瓶高约3 0厘米,口径仅二三厘米,除口部或肩部施以深褐色釉外,其余部分皆不施釉。这种高瓶为宋代民间流行的器物,曾发现于大陆沿海的宋墓中,以及福建泉州湾挖出的一艘宋代沉船中。宋墓和宋船出土的高瓶,形制与澎湖采集的完全一样。”台湾和澎湖出土的宋钱和宋瓷很可能像《清源志》所说的是福建的移民或泉州的商船带过去的。由此,也证实了宋代确有福建人民迁居台湾、澎湖。所以,连横在《台湾通史》中指出:“历更五代,终及两宋,中原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而以北港为互市之上,故台湾旧志,有台湾亦名北港之语。"

    1 3世纪末,元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隶属于福建泉州路同安县(今厦门)。这是我国在台湾附近岛屿上设立专门政权机构的开始,迄今已有6 O 0多年的历史了。元朝政府除在澎湖设立政权机构外,还注意对台湾采取政治措施,至元二十九年(1 2 9 2年),元世祖曾派海舡副万户杨祥为宣抚使,携带忽必烈的诏书至台湾,招谕高山族,因语言不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大德年间(1 2 9 7—1 3 0 7年),福建行省徙治泉州,此举的目的是为了经营台湾。大德元年(1 2 9 7年),福建省平章政事(省长)高兴派省都镇抚张浩、福州新军万户张进率兵抵台,了解当地居民对元政府的态度,带土人1 3 O多人回来。次年又放还。

    元代福建人民迁居台澎的情况已经有更明确的记载。元顺帝时,汪大渊从泉州附搭海船,远游海外各地,回来后,根据耳闻目睹的情况写成了著名的《岛夷志略》一书,书中真实地记载了当时澎湖、台湾的情况。该书澎湖条云:“岛分三十有六,巨细相间,坡陇相望,乃有七澳居其间,各得其名,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有草无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结茅为屋居之。气候常暖,风俗朴野,人多眉寿,男女穿长布衫,系以土布。煮海为盐,酿秫为酒,采鱼、虾、螺、蛤以佐食,燕牛粪以爨,鱼膏为油。地产胡麻、绿豆。山羊之孳生,数万为群,家以烙毛刻角为记,昼夜不收,各遂其生育。工商兴贩,以乐其利。”从汪大渊记载的“自泉州顺风二昼夜可至。有草无木,土瘠不宜禾稻,泉人结茅为屋居之”来看,当时迁居澎湖的居民主要是泉州人,因泉州离澎湖最近,当地居民又有漂洋出海的习惯,故泉州人迁居澎湖的记载是完全可信的。再从“风俗朴野,人多眉寿,男女穿长布衫,系以土布。煮海为盐,酿秫为酒”的记载可以看出,泉州人迁居澎湖的情况比宋朝又前进了一步。宋朝住在澎湖岛上的泉州人“不畜妻女”,大多是单身男人,而到元朝,他们举家迁到澎湖,生儿育女,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

    由上可见,元代,澎湖进一步得到开发。元朝中央政权所采取的重要政治措施,使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政治经济联系不断地得到加深和扩大。

    三、明清(鸦片战争前)的闽台关系

    (一)明代的闽台关系

    明代,“流求”普遍写作“琉球",音同字异。明洪武五年(1 3 7 2年),明朝政府遣使直达今琉球,然后以“流求”、“琉球”之名乃移以指今之琉球,台湾则改称为“小琉球”。明代中叶,明政府的文件中正式使用台湾这一名称。

    1 4世纪,由于倭寇骚扰我国东南沿海,明朝政府认为澎湖孤悬海外,难以防守,洪武二十一年(1 3 8 8年)曾一度撤除澎湖巡检司,把岛上居民迁至漳、泉一带。“洪武五年议徙,二十一年尽徙屿民,废巡司丙墟其地"。虽然朱元璋下令迁界移民,把澎湖的居民迁移到福建漳州、泉州一带安置,但并不能阻止福建沿海人民继续迁居澎湖的趋势,仍然有许多破产农民和渔民到澎湖谋生。

    永乐年间(1 4 0 3—1 42 4年),朱棣改变朱元璋的闭关锁国政策,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出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郑和船队自江苏太仓开航以后,都要先到福建长乐一带停泊一段时间,进行人员和物资的补给,然后才从福建起航远航。郑和的船队曾在台湾赤嵌汲水,并深人大冈山一带。郑和第7次(1 4 3 1年)下西洋到过台江(即今台南、高雄之间海岸)。郑和船队中有许多福建人,他们随船队到达台湾、澎湖以后,其中有一部分人可能留在当地。郑和所率领的船队,对台湾地区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

    至1 5、1 6世纪时,倭患猖獗,倭寇以沿海岛屿为据点,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的威胁。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也开始侵人台湾、澎湖,海上斗争日见复杂。明朝政府认识到台湾、澎湖的重要性,于嘉靖四十二年(1 5 6 3年),又恢复了澎湖巡检司机构,又于天启年间,“筑城于澎湖,设游击一,把总二,统兵三千,筑炮台以守”。

    明代中叶,福建到台湾、澎湖的移民更多。由于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的兴盛,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商品种类与数量的迅速增加,福建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得以飞速发展,出现了一批私人海上贸易集团。这些人以海上武装力量为中心,在台湾建立统治势力,进一步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他们当中著名的有林道乾、林凤、颜思齐、郑芝龙等。

    崇祯初年,福建连年旱灾,饥民遍野。郑芝龙向福建巡抚熊文灿建议,招募饥民到台湾垦殖谋生。在获得同意后,他运大批灾民到台湾开荒,分给种子、农具和银两。台湾土地肥沃,一岁三熟,收获倍于大陆,漳、泉之人,“赴之如归市"。他们辟土田,建部落,对开垦土地、增加人口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郑芝龙在移民中收取赋税,把大陆的封建生产关系推行到台湾,改变了台湾部分地区落后的原始生活方式。

    有明一代,政府虽然一再重申禁海之令,但却无力禁止海上武装集团在台澎的活动,也无法阻止东南沿海人民移居台澎谋生。大陆沿海的渔民,也每年直航到鱼产丰富的澎湖、北港附近海域捕鱼,有的就在台湾定居下来,形成渔村。这些渔村又逐渐扩散到台湾西部沿海各地。随着两岸贸易的发展,搭乘渔船、商船来往海峡两岸的商人也多了起来。移民中有不少人同土著女子“牵手”成婚,或被招赘。他们促进了汉人同土著居民的民族融合。郑芝龙等据台后,漳、泉乡人,亲族故旧,以及为生计所迫者,纷纷前来投奔。此前赴台者多渔民、商贩,此后来台者多从事垦殖。他们在台湾定居下来,聚落成村,开垦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据不完全统计,自1 6 2 4年到1 6 44年,福建一带的汉人,移居台湾的大约有2.5万户。到1 6 44年,台湾已有汉族人口约3万户,1 0万人左右。

    (二)郑氏政权时期的闽台关系

    郑成功收复台湾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给台湾地区的开发开创了崭新的局面。民族英雄郑成功(1 6 24—1 6 6 2年),是明末之际抗清名将,也是台湾省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对收复与开发台湾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台胞尊称为“开台圣王"。他在收复台湾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开发台湾,在郑氏政权统治台湾的2 3年中,台湾普遍实行了与祖国大陆一样的政治、经济、法律及其他封建制度,使台湾地区的汉族和高山族人民生活在统一的封建制度之下,加速了两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影响和友好的民族关系的发展。这种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在当时台湾还停留在原始氏族社会以及广大土地尚未开辟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期内,还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台湾“从此进入封建制的大门”。台湾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郑氏政权时期,台湾人口,除高山族外,汉族移民和郑氏官兵,约近2 O万人。这些人不仅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劳动力,而且还带去了大陆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得台湾经济进人了飞跃发展的时期。

    经过明郑2 0多年的大力开垦,原来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的地方,逐渐变为良田。稻田面积的不断扩大,使谷米产量逐年递增;甘蔗种植面积的扩大,使蔗糖生产迅速发展;冶铁技术的传人,改变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落后状况;晒法的传人,使台湾食盐的产量得到提高;渔业相应得到发展;原始森林也开始了有效的利用;海上贸易的发展,使造船业繁荣。

    一些新的村镇也随之出现。开始时,拓殖区域限于承于府、安平镇附近,以后渐次向外拓展,南至凤山、恒春,北迄嘉义、云林、彰化、埔里社、苗栗、新竹、淡水、基隆各地。军民艰苦创业,为台湾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经过明郑几代的经营,台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外贸和文化教育,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出现了人畜兴旺、物产丰饶的繁荣景象。台湾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汉族和高山族人辛勤劳动的结果,同时,也是与郑氏政权的推动分不开的。郑氏政权时间虽短,但在台湾地区开发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

    (三)清代(1 84 0年前)的闽台关系

    1 6 8 3年,清朝统一台湾后,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总兵官一员,兵8 000,澎湖设副将一员,兵2 00 0,隶属福建省。从此,台湾在清朝政府统一的全国政权的统辖下,与祖国大陆之间的联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台湾人民和大陆人民之间在各方面息息相关,不可分割。清政府在统一后的初期将郑氏官兵及部分移民迁回大陆,使台湾人口减少了一半。不久又实行海禁政策,限制内地人移居台湾。但台湾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和良好的自然条件,强烈吸引着大陆沿海许多失去生计的百姓,他们冒着危险,偷渡人台。据吴士功《题准台民搬眷过疏》记载:自乾隆二十三年(1 7 5 8年)十二月至二十四年十月不到一年时间里,福建沿海“共盘获偷渡民人2 5案,老幼男妇9 9 9名口”。未被截获的非法移民人数要多于此数倍甚至数十倍。乾隆二十八年(1 7 6 3年),台湾人口增至6 6 6 04 0人,乾隆四十七年(1 7 8 2年),又增至9 1 2 9 2 0人。但由于清政府一度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移民台湾(包括偷渡者)的汉人多为男性,所谓“皆丁壮力农,无妻室,无老耆幼稚’’,甚至“村庄数百人,无一眷口者”。因此,就当时的台湾社会结构而言,尚有较大的缺陷,移民台湾的汉人流动性较大,相当一部分是农忙时人台耕种,收成后即回福建与家人团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文化在台湾的全面传播。乾隆五十四年(1 7 8 9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后,大批妇女迁入台湾,与丈夫一道建设新家园,台湾开始从移民社会逐渐过渡到定居社会。据统计,清初居台的汉人二三十万人。至嘉庆十六年(1 8 1 1年)已达2 OO万余人。1 2 0多年间台湾汉族人口增加了6倍多。

    台湾的汉族移民中,福建人约占8 3.1%,其中泉州籍约占4 4.8%,漳州籍约3 5.1%,汀州、龙岩、福州等籍约3.2%;其余为别省的移民。由于闽南人占台湾移民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汉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历史也是福建文化移植到台湾并在台湾进一步发展的历史。诸如台湾移民大多数讲福建方言,闽南话几成为台湾通用的方言;台湾移民社会基本上保留着闽南地区的饮食习惯、服饰文化、建筑风格、婚丧喜庆和岁时节庆风俗;台湾的文化娱乐如戏剧歌舞、儿童游戏以及宗教信仰等也由福建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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